就读于普通学校的患儿与老师存在沟通困难，专家指出——
6岁的蒙蒙是一名自闭症患儿。自3岁半被确诊后，父母坚持让他上普通幼儿园，和正常儿童一起接受学前教育。“并不是我们偏执、不接受孩子的病况，这实际上是给孩子做康复治疗。”
作为蒙蒙的父亲，李先生有苦难言。由于自闭症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所以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最近一二十年来，通行的做法是把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孩子安置在一起，通过实施“融合教育”，为患儿创造人际交往环境，帮助他们增强沟通能力。
可惜的是，国内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刚刚起步。蒙蒙尽管千辛万苦进了幼儿园，老师很有爱心，但由于老师读不懂蒙蒙的行为，施教起来很有难度。
“混班就读，不等于融合教育。”在上海市第二届自闭症康复论坛暨系列公益讲座上，一些业内专家一语道出了自闭症患儿接受学前和学龄教育的尴尬。
混合了，却没有融合
此次论坛的组织者，上海爱好儿童康复培训中心院长杨晓燕说，由于自闭症到目前为止病因不明，无特效药可医，教育成为让患者康复的重要途径。“病情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可能需要长期在辅读学校和专业机构接受教育，但更多病情较轻的患儿，完全可以去普通的幼儿园和中小校学习，接受融合教育。”
其实，国际上倡导的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理念，蒙蒙的父亲李先生早在3年前就通过互联网知晓。蒙蒙属于轻度自闭症，智力和普通孩子相差无几，“老师和他呆上一整天，除了发现他的一些行为稍许怪异外，大概也不会认为他有自闭症。”但入读普通幼儿园后，问题还是来了。
同样做游戏，正常的孩子听了规则就会玩，可蒙蒙不会；老师讲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争相举手回答，而蒙蒙很长时间可能在“神游”，根本听不进故事……这正是让李先生心焦的地方：幼儿园老师欠缺特殊教育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对自闭症知之甚少，加上班级孩子太多，实在心有余力不足。
最让李先生感到内疚的是：班主任老师曾因为照顾蒙蒙的时间太多，受到其他家长指责。“一样是孩子，一样付学费，老师何苦要在一个‘问题儿童’身上花这么多时间？”也有家长斥责幼儿园接收了“智障儿童”。毕竟，多数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和“问题儿童”共处一室。
融合教育有赖于制度支撑
让普通学校开辟一片适合自闭症孩子成长的空间，融合教育的实施，有赖于制度支撑。
在香港，考虑到在职的教师大多缺乏特殊教育背景知识，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门启动了专门的教师培训，为老师们“补课”。预计2012年-2013年，香港每所学校有10%的老师完成关于特殊教育的基础课程，最少3名老师接受过高级课程培训。
台湾的特殊教育法规定，为了让老师有时间和精力兼顾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普通班的人数可以相应减少1-3人。
打破特殊教育被隔离的局面，融合教育在国内已是大势所趋。但自闭症患者的家长都明白，虽然一些幼儿园和中小学也向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敞开了门，但“融合”之路其实并不好走。
与社会“融合”有多难？
明年，蒙蒙就要上小学了。“我想找一所小学，班级人数在25人左右，老师对学业要求别太高，同学和老师最好能有爱心，愿意帮助蒙蒙……”李先生觉得“择校”很难。
为了照顾蒙蒙，双双拥有硕士学历的李先生夫妇，目前都辞去了工作，通过互联网阅读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具体的康复疗法。“就像钻研一个前沿的课题，我们夫妻俩一边要学习，一边还要把学到的理论用到孩子身上，反复试验、操练，观察记录孩子的行为反应。”
和只有3年“斗争经验”的李先生比起来，家住普陀区的张敏燕要资深得多。张敏燕的儿子也在3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她和这种疾病的斗争已有18年。
那时，张敏燕坚持送儿子去普通幼儿园上学，待孩子8岁时，由于无法通过普通学校的入学测试，最终被送往辅读学校。
“当时遇到一位好老师，对我儿子很照顾，不断鼓励、帮助他，让他渐渐好转、成长。”张敏燕如今觉得，社交环境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非常重要。眼下，张敏燕不仅是一个21岁自闭症患者的妈妈，也是一个为自闭症患者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她自发组织过很多公益活动，邀请有相同病例和有“斗争精神”的家长们一起参加。
“比起年轻的父母，我带教自闭症孩子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私心。”张敏燕的儿子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融合教育”的继续实施，只能有赖于家长的继续努力，“我做志愿者，其实也是搭一个社交平台，让孩子可以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不要被社会孤立……”
21岁，是很多年轻人独立走向社会的年龄。可张敏燕这类自闭症患者父母的愿望却朴实而渺小：希望患儿能尽早具备生活自理能力，走出自闭，成为一个“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