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财经社张梦怡
编辑｜孙明
近日，流量明星郑爽突然被曝代孕遗弃孩子。 这起触目惊心的丑闻，也让代孕行业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AI财经发现，这个徘徊在法律边缘的灰色行业，在疫情之下，由于海外代孕服务商锐减，这一业务在国内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更加火爆。
硬币的一面是沉寂而庞大的不孕群体，另一面是法律、道德和女权的拷问。 代孕行业或辅助生殖行业应该如何监管？
疫情催化国内代孕市场
所谓代孕，是指借助现代医学技术，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为他人受孕生育的行为。
我国的法律和道德都谴责代孕，但AI财经社在调查中发现，国内代孕行业依然屡禁不止，而且受疫情影响，甚至变得前所未有的火爆。
AI财经社联系了一家专注于海外试管婴儿服务的机构。 官网显示，该公司已在香港、泰国、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为国内居民提供试管婴儿、赴美分娩、出国体检、就医等服务。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受疫情影响，公司海外代孕服务已全面暂停。 “国内客户不能出去，现在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代孕业务都取消了，具体恢复时间要看情况。” 流行病和国家规定。 疫情对我们的海外代孕影响比较大，现在公司经营也很困难，有的员工已经下岗了。”
多家代孕机构从业者表示，此次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内代孕市场。 刘薇在武汉一家代孕机构工作。 他透露，今年接待了几位海外华人客户。 有些客户已经定居国外，但他们更喜欢中国孕妈妈。 一些客户在其他国家做得很好。 不顺利，转而在中国做。 一些国外代孕机构的经营者也是中国人。 由于境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些机构逐渐转移到国内市场。
刘薇解释说，“我们机构的孕妈妈大多来自山区农村，有生育史深圳代孕产子网，年龄在35岁以下，很受客户欢迎。现在国内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且比在国外方便，客户不用去国外办。”
在上海专门从事代孕中介服务的老李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未来国内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时间等不及，出国也走不了，海外业务这两年肯定行不通。”
代孕服务并不新鲜。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代孕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如今，成立较早的代孕机构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务流程。
以刘薇所在的公司为例，客户需要先进行体检，并向代孕机构提供年龄、验孕结果、双方染色体、男方精子质量分析、男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女方，然后可以亲自到公司实地考察，确定合作意向，签订合同后，女方可以开始排卵取卵，同时采集男方的精子，胚胎可以在大约15天。
在刘伟的朋友圈里，代孕生意更是红火。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光临现场，签订合同，成功抱娃。 乍一看，代孕就像租房一样简单。
当被问及是否会受到郑爽丑闻的影响时，多家机构回应称，公司业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客户体检好，一到两个月内可以安排移植，移植最早可在年底前顺利进行。 婴儿。
AA69区域经理王生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创业18年了。 截至去年11月，已有2万名婴儿得到助产。 不仅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国内顶尖的生殖专家资源，孕妈妈还有独立的后勤团队陪伴。 ，照顾，但绝对不是媒体口中的黑中介。
在强调专业性和口碑经营的同时，多家代孕机构指出，“虽然在中国不合法，但不违法，如果违法，我们就不做。” 有的同修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 “禁止捐卵代孕，5000万不孕不育家庭该怎么办？希望能给这些家庭更多的保护，更多的关爱。”
代孕家庭挣钱找孩子
据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每8对育龄夫妇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率已达12.5%至15% ，发达国家接近15%-20%，治疗失败约占66%。 以13.5亿总人口粗略估算，2012年中国不孕不育人数已达5000万。
王生告诉记者，一般有三类人需要代孕。 一类是生育条件差，多年备孕未果的夫妻； 商业精英和高收入群体。 “你可能想不到，有的人想要孩子，想要到什么程度，是痴迷的。”
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往往求子心切，年纪太大，又怕错过最后生育年龄深圳代孕产子网，不惜高价求子。 或许已经找准了求子群体的心理，代孕机构的要价也相当昂贵。 市场均价在60万到120万之间波动。 如对宝宝的性别或体重有其他要求，客户需另外支付费用。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 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想要代孕一个不包括性行为的宝宝（60万元为基准），他们需要不吃不喝地攒钱9年。
昂贵的分娩费用中只有一小部分交给了代孕母亲。 记者在贴吧上看到了很多招聘代孕妈妈的信息。 代孕妈妈的报酬一般在15万到20万之间，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报酬被代母公司拿走。
极其丰厚的利润也逐渐催生了代孕行业庞大的地下市场，其中黑中介屡见不鲜。 这类代理通过低价吸引客户签约，中途加价。 为了节省成本，往往将一个蛋源分给多个客户。 孕妈妈的住宿条件也极差。 通常，很多人聚居在城中村，人身安全和自由难以保障。 因此，代孕黑中介往往成为法律纠纷的重灾区。
我国明确颁布了“禁止代孕”的规定。 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买卖任何形式的配子、受精卵、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06年，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淘汰实施细则的通知》，其中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卵子由正在接受试管婴儿的妇女捐赠。
但是，上述规定属于现行法律中没有的文件。 此外，限制对象仅为医疗机构，私人代孕和取卵手术不受直接管控。
201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增加条款“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这条规定最终被删除了。
关注此事的资深律师李伟表示，“目前，我国在代孕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 监管机构和主流舆论对代孕持批评态度，因为代孕有悖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一定的道德争议。”
李伟说，“在卵母、代母、代孕机构中，最脆弱的是代母。 通过代孕所生的孩子通常是受法律保护的，卵母也享有法律承认的权利和义务，但代孕妈妈的权益却很难获得保护。 现行法律法规认定代孕合同无效。 因此，如果在代孕过程中出现经济纠纷或法律纠纷，代孕妈妈只能根据实际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获得相应的民事赔偿，而无法获得合同承诺的利润。”
辅助生殖上市公司市值320亿
尽管代孕行业仍饱受争议，但其背后庞大的生殖市场也不容忽视。 近年来，一些企业依托“辅助生殖”业务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2019年6月25日，成功上市。 发行价为每股8.54港元。 截至20日收盘报15.74港元。 目前总市值为38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
据企查查介绍，其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是一家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 包括四川新安、深圳中山、美国HRC三个辅助生殖技术中心。 它专注于在中国提供不孕不育服务。 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生育能力评估、辅助生殖不孕症诊疗等相关服务，已发展成为中美领先的辅助生殖企业。
从公司招股书可以看出，锦欣生育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辅助生殖服务、管理服务和辅助医疗服务。 其中，辅助生殖服务贡献了大部分收入。 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截至3月31日，辅助生殖服务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1%、79.7%和86.3%。 所谓的辅助生殖服务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
根据该公司招股书中引用的数据，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至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在2017年也达到了15.5%。这意味着中国约有4770万不孕夫妇。 2017年，预计到2023年将增至约5620万。根据最新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底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
得益于广阔的不孕不育市场和代孕行业的高额利润，锦欣生育上市后业绩持续爆发式增长。
2019年，锦欣生育实现整体销售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78.8%； 毛利8.2亿元，同比增长97.7%； 净利润4.2亿元，同比增长98.3%； 调整后净利润5.3亿元，此外，锦欣生育的毛利率也从2018年的44.8%提升至49.55%。
不过，2020年以来，锦欣生育的业绩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营收6.1亿元，同比下降22.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3亿元，同比下降30.6%。
光大证券预计，2020-2022年，锦欣生育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11.8%、24.2%、23.4%，生殖行业议价能力强。 公司可以通过改进服务和提供增值服务来改进服务。 价格方面，未来客单价将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 此外，受外延收购实施、生育政策放开、生育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公司股价或将继续上涨。
（应受访者要求，刘伟、王生、老李、李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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