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是天津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后升至部门主管，现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
1990年到1996年，常征经历第一次婚姻。
1995年，常征的一个朋友出国，临走前托付他
照顾怀孕的妻子丁纬。
1996年秋天，常征离婚，与丁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2004年春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丁纬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并向常征提出离婚。受到打击的常征辞去了天津的工作，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同样的做保险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
安冬手记：
记得有一次我接热线，一个读者打进电话来指责我没有“是非观”，她问：那些婚外恋有什么可写的？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有什么可同情的？那些不知道珍惜婚姻的男人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倾诉？那些……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指责，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抱有自己坚定的“是非观”，而这些不同的“是非观”也就决定了不同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不同的欲望。我可以说，如果换了我，我会如此这般……人家同样可以说：你怎么这样啊？傻不傻？
“谁比谁精明？生活本身是最精明的。”常征坐在我对面，身上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的工作服，手里端着一杯冰咖啡，很长时间才喝一口。他说这句话，仿佛参透了生活的本质。
这次采访，常征坚持在北京见面，他说他暂时还不愿意见到天津的家人、朋友，北京这个陌生的环境，让他感到安全，虽然这种安全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换个说法，就是逃避。
常征的叙述很缓慢，他总要低头想一会儿，然后再字斟句酌地说几句话，仿佛他在一点点剥落伤痕，直到还原自己。这时我就有一种冲动，特别想知道他心里最原始的不经修饰的想法，例如，他离开第一个妻子时是什么心态？那么多年的夫妻真的说不爱就不爱了？当初面对别人对丁纬的风言风语，他真的就一点儿都不在乎？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些男人刻意去回避的。
这么想来，表面的诉说与内心感受相比，又是多么的虚弱，而要把欲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又哪儿会那么容易？要不人家怎么说，在伤痛中成长，而成长依然伤痛。
我总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谁吃了更大的亏常常是没法计算出来的。但总是有人给我计算我的是非得失，例如我第一次离婚时，有朋友就掰着手指头跟我说，丁纬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玩玩可以，可是要做妻子，远远赶不上媛媛(我第一个妻子)。
如果真要计算的话，我确实得不偿失，第一次离婚，因为内疚，我把房子和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留给了媛媛和我们的儿子，两手空空地搬到了丁纬那儿。
第二次离婚，是丁纬自己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而房子也不属于我，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丁纬要求写她的名字，我没反对，那时我是一心一意想跟她过下去的。
其实我应该属于比较落伍的那种男人，30多岁的人了，还梦想着去追求什么有爱情的婚姻，而我的那些朋友，当初就告诉我：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都要计算成本，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所以他们在外面该怎么交女朋友还怎么交女朋友，但把各自的家庭都维护得挺好，哪儿像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我以前挺瞧不上那些人，觉得他们怎么能那样呢？家里有个老婆，外面还有情人，对两个女人都太不公平了吧？但我跟丁纬离婚后不久，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和老婆孩子正开着车去逛街，他们邀请我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那么亲热、那么体贴的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时我忽然很恶毒地想：如果告诉他老婆他在外面养着个情人他们还会这么亲密吗？当然想归想，这种缺德事儿我肯定不能做。
人倒霉的时候特别容易去想以前的生活。我现在真的算是跌到了谷底，虽然还是做保险工作，但不如以前好干，在北京我又人生地不熟，所以做起来很艰难，住得又不好，一间地下室，吃饭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用我妈妈的话说：我是越过越回陷。
是呀，以前我多风光。那时候干保险的人不多，我又是个比较机灵的人，所以每个月我拿到的保单最多，奖金也最高。我很早就买了一部手机，是大砖头的那种，拿在手里特有成就感。我和媛媛结婚后不久还买了一套商品房，朋友们都羡慕我，说我将来肯定是第一个买车的人。我喜欢车，这朋友们都知道，那阵儿我就跟他们说，再攒几年钱就买一辆捷达。
可现在呢？别说捷达了，连养活自己都将就着。
对于我和媛媛的婚姻，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她和其他称职的妻子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很精心地经营着我们的婚姻，如果非要挑出点儿什么来，就是她跟我母亲不太合拍，例如她爱干净，而我母亲认为差不多就行了，媛媛喜欢静，而我母亲喜欢热闹。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母亲搬来照顾我们，媛媛就更看不惯母亲的一些做法。母亲给孩子喂奶粉的时候，习惯先吮吮奶嘴试探奶的热度，媛媛跟母亲急了好几回，说这样不卫生，但母亲就是改不了这个习惯。
母亲寂寞的时候，把几个老姐妹找来家里聊天，媛媛也不高兴。后来孩子稍大一些可以喂些饭菜，母亲也像过去的老人一样在嘴里嚼烂了再喂孩子，媛媛都快疯了，干脆给我下了一个通牒，不允许母亲动孩子的东西，说母亲脏。为这，我还跟媛媛大吵过几次。
虽然那时她们婆媳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闹离婚的时候，母亲反对得最厉害，她说谁没点儿毛病，媛媛做得已经很不错了。有些事情就是很怪，我和媛媛离婚后，她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好起来，逢年过节媛媛还买好多东西去看望我父母。因为这，丁纬还很不满意，说没见过母亲这么做事的。母亲不喜欢丁纬，从来都不喜欢，虽然碍着我的面子不好说什么，但基本没给丁纬什么好脸，所以我和丁纬结婚两年以后，丁纬再也没登我父母的家门。
其实我坐在你面前说媛媛的这些事儿，心里感觉那个劲儿的，说不上具体什么东西，就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内疚吧，人家一心一意跟我过了那么多年，我说离婚人家也就离了，没怎么难为我，我现在再提起媛媛这个名字，总觉得有点儿亵渎她的感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心里给她留着一个位置，说不上是爱情，应该是亲情吧。
男人在遭遇另一个激情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这份亲情，事后想起来，才觉得自己傻。
我跟媛媛离婚是在1996年秋天。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我原来一直把丁纬叫嫂子，她曾经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妻子。丁纬是个漂亮而温柔的重庆女人，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那阵儿有关丁纬的风言风语很多，无非就是说她怎么不安分，说她以前在歌厅做过服务员，后来又成为一个老板的私人秘书。朋友们有时在背后开玩笑说：那个傻小子，还不知道给谁养着媳妇呢！
这话说起来就难听了，但我1993年认识丁纬的时候，她给我的感觉还不错，说话有着南方女人特有的阴柔温婉，对人也挺真诚的。当然那时候我没想过要跟她怎么样，事实上直到1995年年底朋友出国把她托付给我之前，我跟丁纬基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有时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偶尔看到她，大家一起吃吃饭，聊两句闲天。
我想朋友之所以把丁纬托付给我，可能觉得我还算正派。正派？！呵呵，现在说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儿玷污了这个词儿？但当初我确实没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既然是朋友托付的，就应该好好照顾丁纬。
朋友出国的时候，丁纬已经怀孕三个月了。那时候我还真是挺忙的，一方面要工作，要照顾家庭，另一方面还要隔三差五去看看丁纬，看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些情况，我没有告诉媛媛，怕她不高兴。
丁纬在天津没有亲人，也基本没什么朋友，所以到后来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多，到1996年初，只要有两天我没去，她就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散步，或者买什么日用品。男人都有个弱点，就是当一个女人需要他去保护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种被依赖被需要的所谓英雄感，所以说心里话，丁纬这么让我跑来跑去，我反而觉得挺开心的。
1996年春节大年初三，我正跟家人吃晚饭，丁纬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她肚子疼得厉害，让我送她去医院。媛媛肯定感觉出什么了，一个劲儿问我究竟有什么事儿。我骗她说有个在我这儿做保险的客户出了事儿，我得去看看。然后我打车去了丁纬那儿，她正痛苦地蜷缩在床上，满头满脸都是汗。我慌了，赶紧抱着她去医院，结果她是习惯性流产。
那天丁纬扑在我怀里哭得特别厉害，过一阵儿她平静下来，但一直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后来我想她那时候是不是演戏，因为她跟我结婚后也习惯性地流了两回产，却没见她有这么难过。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丁纬出院以后，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去她那儿，每次丁纬都像个妻子一样给我做我喜欢吃的饭菜，时不时还给我买个礼物，例如领带、Zippo打火机什么的。我真的喜欢上了丁纬，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像她这么善解风情。
实际上一开始我控制过我自己，毕竟我是个成家立业的人，而媛媛又是个不错的妻子，我还不想伤害我的家庭。但丁纬让我做个选择，她说她的丈夫，也就是我那个哥们儿不懂女人，也不懂得赚钱，她希望她的将来有个可以依靠的人。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儿异味，但那时我可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她爱我。
我想先拖拖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媛媛提出离婚，何况还有个孩子。但丁纬等不及，她开始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给我打电话，有时半夜手机就猛然响起来，把我和媛媛都吓一跳，有一次媛媛把电话抢过来接，丁纬不说话，挂了电话她又打过来，直到我接为止，后来到晚上我就不敢开机了，那时我还庆幸，幸亏没把家里的电话告诉她。
还有一次，我们部门正在开业务会，她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我的同事拿起电话，跟她解释说我们正在开会，她不听，非要让我接电话。同事诧异地问我：这是什么女人呀？这么凶？
1996年夏天，丁纬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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